医药世界的女性“猎手”

医药世界的女性“猎手”

五年前，杜莹开始了她的二次创业，再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制药公司，她为新公司命名“再鼎”，即再次问鼎。
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赴美深造又回国创业的那批海归博士的一员，曾被美国权威杂志评为“全球生物医学界最杰出的12名女性”之一，杜莹在她二十多年的新药研发从业历程中，创下过数个全国乃至全球前列的彪炳纪录。
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的医药行业中，杜莹既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者，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十多年前初次创业的乍显身手，带领和黄医药成功在英国上市，到现如今只用不到五年时间，再鼎即在美国成功IPO并于去年在香港发布了中国首款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治疗的靶向药物，这位曾被《福布斯》杂志誉为“Drug Hunter”（新药猎手）的女性，沿着她独辟蹊径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医药创新的图景。

“每走一步，都要给自己铺路”
从骨子里，杜莹自认是一名科学家。尽管在外资药企担任了多年的管理者，又转型成为一名创业者，她仍乐意以此自居。
1994年，攻下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她进入美国辉瑞公司总部任职，领导过多个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其中2款成功获批，获准全球销售。此后，她又升任辉瑞中央研究院的研发高级主管，负责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的引进和转让与相关药物研发机构的兼并收购。
整整12年，在美站稳脚跟的她，并未动过离开的念头，直到接到来自祖国的一通电话。
“你已经在美国取得这么多成绩，为什么不回来为中国做些事呢？”电话那头，是和黄医药——由李嘉诚父子控股的和记黄埔旗下正在绸缪的一家全新的制药公司。
这一问，像是突然点醒了她。“美国很多药也是我们做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回来自己做一次呢？”但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巨大的人生转变，要放弃安稳的跨国公司高管职位和优越的生活方式，转而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创业领域和充满未知的国内市场。
足足过了六个月，她才最终下定决心。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一批留学美国的华人，仍有着为国内做点什么的使命感，而“他们刚好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
然而刚回到国内，各种可以预见或预料之外的难题接踵而至。“大家想的都是如何进行交易，而非创新。”刚回国的杜莹面对中美药物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只好逼自己万事“先铺路”。
筹建创新药企，首先要面对的是团队搭建和人才引进。据英国《经济学人》的一份报告显示，2002年，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者足有19.1万人，但中国本土人才只有2万人。招揽经历丰富的“海归”更是难上加难，杜莹只好四处托人、说服多年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加入创业队伍。
当时中国刚跨人世界前十医药市场，但作为仿制药大国，国内配合医药创新的政策尚不健全。创新药物的引进，更与国际市场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
杜莹曾在辉瑞参与新药申报的工作，但当她以创新药企的老板身份介入时，才充分意识到申报创新药物之难。她开始频繁上京参与政策讨论，积极为中国新药审批政策的建设实施献计献策。
“在中国做企业家，和在美国不一样。”杜莹说，“在美国你只要专注地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但是在中国，当时对创新药的研发和评审缺乏经验，无路可循，所以需要参与很多政策方面的讨论，每走一步都必须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方案，为中国创新药企业的发展铺路。”

“在中国做药，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回国20年，杜莹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医药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加入ICH后，与欧美等全球主要市场加速接轨。
2015年，再鼎刚过周岁，正赶上一拨支持创新药物研发的新政密集落地，为国内创新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政策便利。
“以前太慢了，现在就是要加速。”杜莹深感经过近两年的机构重组与改革，国内在新药注册领域变得更高效、更国际化，人员也更专业了。再鼎的二次创业让她感叹赶上了好时候，“在中国做药，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医疗板块作为被资本市场普遍看好的热门领域，也让海内外人才趋之若鹜。再加之杜莹也曾活跃在医疗投资圈并创造了很多奇迹，在圈内有着极高的人望与口碑，再鼎组建团队时，比初次创业就顺当多了。
如今追随杜莹左右的再鼎核心团队，大多曾在制药巨头担任过要职，或曾长期从事新药研发工作，或在外资药企的中国市场开发中立下过汗马功劳。梁怡便是其中之一。他出任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之前，是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负责肿瘤事业部。有着“肺癌靶向神药”之称的泰瑞沙，就是在他任内推人中国市场的，这款创新药物不仅打破了国内药物引进的纪录，而且也创下了中国市场单款药品的惊人销售额。

“找我的公司很多。”梁怡说，可他还是选择了杜莹和再鼎。“我们现在做决策更快，在办公室可以很快地讨论，适应国家变化，我们会很积极。”
徐宁也有类似感受。再鼎刚创立时他便加入其中，深感若在跨国巨头工作，研发领域国内团队往往只是执行者，但在再鼎这样的创新药企业，研发人员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商务人员也能参与新药审批到上市的完整过程，得到极大锻炼。
二次创业，杜莹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不追求大，追求精，追求更前沿的科学，追求做药的时候，从源头上减少失败率，这能够更好控制药的成本，让患者吃得起。”
做出几款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创新药，是杜莹从未放弃的一个梦想。“我们也希望监管层和我们抱有同样的初心，在加速审评、医保准人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这不仅是对本土创新医药产业的支持，也是对患者需求最实际的回应。”杜莹说道。

“两条腿走路”，提速进入“商业化下半场’’
政策行业等大背景，加上杜莹既往研发和投资的成绩，为新公司释放出利好信号，也博得了投资人的再次青睐。2014和2016年，再鼎医药先后完成A、B轮融资，总额高达1.3亿美元。成立三年，即以14亿美元的市值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创下国内创新药企的纪录；而2018年末，卵巢癌靶向新药则乐（尼拉帕利）在香港成功上市，再鼎进入商业化“下半场”，前后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一款新药的研发往往历时10-15年，耗资10亿-20亿美元，结果依然难测。美国250个进入临床前研究的新药里，只有1个能获批上市，而每10个上市新药中，只有3个能收回研发成本。
再鼎在香港上市的卵巢癌治疗靶向新药，是杜莹发挥她非同一般的“新药猎手”嗅觉与新公司研发策略的一次完美结合。
杜莹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从零开始，自主研发，另一条则是外部引进，合作研发。具体来说，即通过药物专利使用权转让的方式，与全球顶尖制药公司或研究机构开展项目合作，遴选有前景的临床新药，合力研究，加快上市速度。
凭借既往同多家跨国巨头合作的经验，杜莹在这条快车道上冲在了前头。
数据显示，2007-2017年间，中国共39家公司开展海外新药研发授权合作，引进项目90项。其中，仅再鼎一家就有十多项，均为肿瘤、自身免疫和感染性疾病等领域，是引进新药最多的本土药企。
卵巢癌作为女性肿瘤的三大顽疾之一，历来是杜莹特别关注的疾病领域。卵巢癌新药研发的经历也异常坎坷，在近30年里，几乎没有新的一线药物出现。2016年她从美国制药公司Tesaro手中买下新药尼拉帕利在大中华地区的独家研发、生产和销售权时，被视为一项极为冒险的买卖。因为彼时其临床数据尚未揭晓，新药疗效仍是未知数，全靠预判。
“当时我对这个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之前其他公司在同类药物研发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的机理，而是化合物本身设计有问题。”杜莹这样复盘当时的决策历程。
后来的事情，再次证明了她的眼光。再鼎接手该药的中后期研发，三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在有BRCA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中无进展生存时间为21个月，相比采用传统化疗手段的患者，延长了近3倍。同时对没有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也成为全球首个获批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的PARP抑制剂。这也是杜莹二次创业中又一个奇迹。2018年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正式受理了尼拉帕利（则乐）的新药上市申请。
同一个月，再鼎宣布旗下用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的肿瘤电场治疗产品Optune正式登陆香港并惠及首位患者。这距再鼎医药获得Novocure公司独家授权，在大中华区引入并开发这一技术仅仅四个月。在今年3月的中国脑胶质瘤学术大会上，国家卫健委印发的《脑胶质瘤诊疗规范》更是将其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案纳入了临床规范。
对于接踵而来的成功，杜莹轻松以对，“买药不是买苹果，不能只挑它的外表，也不像买白菜，看看它是不是烂掉了，买药本身就是对公司非常强的考验。”
问她个人的秘诀何在，是出于多年的科学家的训练，还是女性特有的直觉，她沉思了一会儿，“确实，这门‘功夫’需要时间，需要学问，有时也需要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