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送外卖,随时准备回归放映厅。摆地摊,观众送来温暖 影院人积极自救,等待迎接观众

  已是年中,电影院里春节前的大红灯笼还高高挂着。影院经理唐璐提不起精神收拾,从1月22日接到“疫情期间,暂停营业”的电话通知起,影院一直在等待开业的许可。

  没了观众的影院冷冷清清,大红灯笼更显突兀。停业期间,唐璐很少再去影院,她无暇为装饰这些小事分神,只出不进的账本赶着她奔走。“活下去”才是大事。

  为了“活下去”,唐璐想了不少办法,先是降低员工薪水,每月只发1000多元的生活费,后来还是撑不住,9名员工裁去了一大半;也曾尝试在街头摆摊,将库存的零食、可乐半价出售,但她带着员工站到脚痛,等得心凉,一袋零食也没卖出去,只得让员工把卖不出去的零食带回家喂鸡。她听说有家影院开发出新项目,出租场地拍摄婚纱照,辗转联系上后,负责人告诉她,3个月只接到一单生意,收入1000元。

  开门营业,才能有生机。唐璐折腾几番,收益甚微,把希望全押在“复工”上,为了交上影院房租,她卖掉了自己的私家车。5月8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提出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她在影院从业者交流群里转发这则消息,觉得“总算有希望了”。但咨询相关部门后,她还足没等到复工的标准和日期。

  “一颗心被吊起,又摔下。”一些关于影院复工的小道消息不断传来,不久又被否认,唐璐在希望与失望间被反复摔打,“不敢相信消息是真的,又期待它是真的”。

  6月5日,《证券时报》报道称,根据国家电影局通知,全国电影院的开业必须执行统一的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正积极组织片源,制作影片硬盘及密钥,并适时安排上映档期。截至记者发稿,唐璐等影院从业者尚未接到相关复工通知。

  各行各业因疫情在1月底按下的暂停键,如今已逐渐重启,但唐璐觉得电影院像是“掉队”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发起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2%的影院在3月底已预期面临停业风险,500座以下的小影院受创更重。

  没想过停业时间这么长,唐璐开始计算自家影院还能撑多久,她所在的影院经营者交流群里,人越来越少。从3月份开始,100多个人陆续退群,有人留下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影院无力继续营业,寻有意者接手”,但没人接话。

兼职送外卖,随时准备回归放映厅

  催单提示音又响了。放映员李志远快速扫了眼送达地址,托着外卖袋子,小心紧跑了几步。他提醒自己,待会儿送外卖时第一句记得道歉,最后别忘记说,“祝您用餐愉快。”

  影院停业的第三个月,在影皖工作四年的李志远骑上电动车,成为了一名兼职外卖员。

  他没更多选择。自1月23日始,李志远工作的影院停业,没有观众也不再需要放映排片,他的角色成了闲职。为了削减开支,老板决定,从2月起每名员工只发放1500元的生活补贴,相较他原本的薪水,下降了3000多元。

他不是个例,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调研报告中,20%的影院在3月底进行裁员,12%的影院正调整员工薪酬。

  生活压力骤然增大。李志远吃住都在家里,省了不少开销,但他每月有3000多元的账单要还,刚到手的生活补贴全填进去,还有一半的窟窿。日子久了,积蓄所剩无几,他不得不向父母伸手求助。父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批评他“游手好闲”,催促着辞掉影院的工作,赶紧重新找活谋生。每次话聊到这儿,他就一闪身躲回房间,尽量“少打照面儿’。

  李志远舍不得辞职,工作四年,不说同事,他觉得自己和影院的机房都处出了感情。

  但还钱的压力摆着,他得想办法。三四名同事熬不住离开后,李志远没提辞职,先在家附近找了份工作。干了没两天,影院经理通知他,“有好消息了,准备复工。”

  他所在的云南省在2月25日发布《云南省电影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推进电影企业安全防护有序复工的意见》,不少影院筹措着防疫物资,打算开业。

  没多想,他辞职回了影院。但复工准备还没做完,经理又接到了国家电影局“全国影院暂不营业”的通知,员工们被迫重回各家。

  他只得重找工作。“只要影院复工,我肯定会回去上班。”李志远计划着,找个时间自由的兼职工作,以便“有叫必回”,送外卖是为数不多的可选项之一。

  从早上9时到晚上10时,李志远骑上电动车在街巷穿梭,运气好的时候每天能挣200元,不好的时候只有70元。相较熟悉的放映室,他搞不太懂送外卖的门道,餐送晚了,常被客户骂。他已觉得满足,吃点苦、受点气都不在意,庆幸还能凭体力挣钱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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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送餐途中,他与电影院的同行“狭路相逢”。对方比他在电影院工作的时间更久,是前辈,隔着口罩,拎着外卖袋的两个人都有点尴尬。简单打了招呼后,李志远没再多问,他知道前辈的孩子正在上学,还要养家,处处都要花钱。

  在另一个城市,影院前台刘佳也动了改行的念头。

  停业时间越久,日子越发艰难。刘佳所在的影院实行“停薪留职”,这些天里,她因为住的地方离影院最近,每隔两天回去值次班,每月尚有300元的补贴,其他同事则颗粒无收。她尽力减少花销,自己到菜市场买菜,回家煮饭,很少点外卖或外出就餐,也没再想过零花钱。

  但除了吃穿,单是每月的房租就要800元。到了交房租的日子,刘佳把微信消息打了好几遍才发过去,希望房东能通融。房东见她之前都准时交钱,这次没多催促。

  还是要找其他生计。奶茶店、酒店、小吃店,见到招人广告,她都去碰碰运气。但不论哪家,对方都要有明确的时间,问她“打算干多久?”刘佳没了话,心想,“干到电影院复工就回去。”她喜欢在影院待着,留恋每天工作完、看最后一炀电影的感觉,但影院哪天能复工呢,她也说不准。

  放不下电影院的工作,刘佳最后还是回到了影院旁的那间出租屋,等待复工的消息。

期待复工,做好准备

  也曾有影院等到过复工的好消息,但“复工”状态很快又被切回“暂停”。

  3月27日——唐璐清楚地记得,停业2个月后,她的影院又见到了观众。当天下午,四五名观众检票进厅,但电影刚开始四分钟,她的电话响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语气急促,催她“赶紧停业,立刻关门”。

  停业通知来得突然,唐璐蒙了,“不知道怎么和观众解释,人家屁股还没坐稳呢。”她硬着头皮关掉电影,除退掉票价外,还给每名观众额外送了可乐和优惠券,一路赔着不是。

  为复工做的准备也成了徒劳。提前一个星期,唐璐就开始张罗申请复工,打扫卫生、计划排片、培训员工都还好说,付出的是时间,囤的三四箱口罩和酒精却是实打实的钱。3月份,口罩还是紧俏商品,她托了几层关系才买到,算上消毒机、酒精,花费了近17000元。

  唐璐影院再次停业的这天,各地短暂复工的影院都重归“暂停”。3月27日晚,国家电影局通知,“全国影院暂不营业,已复业的立即暂停营业,具体复业时间等国家电影局通知”。

  收到这则通知时,李志远和同事正期待着第二天影院的复工情景,平台上的电影票刚上架1个小时,卖出了30多张,比预想的情况要好。起初担心观众热情不高,他们将平日43场的排片量缩减了一大半。

  但他没想到,售出的票还得一张张退回。有老顾客一通电话打到影院,问“怎么又不能看电影了呢”?李志远答不上来,只好重复道歉。

  “什么时候复工”关系着影院从业者们的生计,也成了他们每天最关心的问题。5月8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提出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影院要开门了”的消息再度引发热议。

  唐璐连着打了几个电话,询问当地相关部门具体的开业标准和时间,对方说“再等等”,就这样一个月又过去了。她觉得自己在重复的希望与失望里“麻木”了,不再听到复工的零星?削息就激动,认定“没有具体开业时间的通知,意义不大”,但还是守着微博,怕错过消息。

  现下复工也止不住影院的亏损。影院开业后,工资按照正常标准发放,人工成本上涨,但新片投放意愿低,重映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有限,票房收入估计会大打折扣。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猫眼研究院的“观众观影意愿调查”显示,36%受访者认为适合观影的时间节点是9月及以后。

  “刚复工的前两个月,票房肯定不好看。”唐璐清楚,影片制作方和观众都需要时间恢复信心。据中国电影家协会调研,半数影院认为,要达到疫情前的观影状态,至少需要3至6个月的恢复期,还有影院认为需要半年以上时间。但她觉得,复工早晚,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眼下的等待才让她迷茫。

摆地摊,观众送来温暖

  9名员工,在影院经理唐璐裁员后,只留下了4个人。

  裁员前,她盘算了许久:财务负责管账,放映员和技术员有专业技术,裁掉再招人,还得重新培训,剩下的前台和保洁人员“可替代性”最强,招待和打扫的活,自己也能干。

  裁员的不止唐璐一家影院,被裁掉的员工没再多说什么。她挨个发红包,许诺“只要开业,一定让老员工们回来”。但她也不知道何时能复工,甚至不敢打保票一定能撑过这次停业。

  “每天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她形容停业的影院,像是个“不断失血昀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血往外淌”。她在一个县级市经营影院,设有5个厅,全年分账后的票房收入100多万元,春节档的营收就占了近四成。

  收入断流,但花销还在。影院每年房租50万元,物业费每月3000元,半年的电费累计也有近2万元。虽然停业,但唐璐不愿关掉影院外的展示牌,她总觉得,灯亮着,也是告诉观众影院还“活着”,“怕大家忘了我们”。备战春节档的零食、饮料,还囤在影院库房,10万元的货款也欠着供货商。

  为纾困影院,国家电影局在4月29日的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中呼吁,对电影院要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积极协调出租方减免租金。但唐璐租赁的房子不属于国有文化企业资产,难以享受到房租减免优惠。

  自救创收,成了影院止损的办法。唐璐交待员工在微信朋友圈里销售零食饮料,一律半价,想靠低价“回血”,也带着员工摆起地摊。5月20日那天,她想趁“520”的噱头,把薯条、可乐、爆米花从5楼影院搬到商场一楼,给员工鼓劲儿,“怎么着也能卖出去几包”。

  但摆地摊卖零食,只是听起来热闹。9个员工在朋友圈里吆喝了半个月,只卖出2桶爆米花,“520”的地摊甚至无人光顾。唐璐灰了心,“满大街都是奶茶店,谁会来买电影院的可乐?”零食退木回去,自己也吃不掉,她最后送给员工带回家喂鸡。

  李志远和同事也摆了一个星期的地摊,零食拢共卖出去了4份还是5份,他有些模糊。但他清楚记得,为了招揽生意,自己买了一份,同事买了一份。

  “对影院来说,摆摊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卖货赚钱。”一名影院经理翻出了往年电影的签名海报、短袖、帆布包等衍生品,拉起《唐人街探案》《姜子牙》等宣传牌,摆上街边小摊。路入围过来,十人里有七八个人问,“什么时候能去看电影?”她觉得温暖,摊位一旁立着牌子,写着“虽然不能复工,但我们依旧期待在影院与您相见的那一刻!”

  夜幕降临时,放映员李志远还在送外卖的路上,路过热闹的火锅店和烧烤店时,他也忍不住想,“同时暂停营业的饭店都开始等位了,电影院何时才能开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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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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