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才能 斩断“冒名上学”利益链

不久前，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在报考成人高考时发现，她16年前被人冒名顶替入读山东理工大学。很快，当地官方组成调查组有了初步结论。冒名顶替者系山东冠县烟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陈某某，已被解聘，其学历也被注销。县纪委监委对陈某某立案审查后，将其涉嫌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此事未平，一波又起。《南方都市报》记者检索公开信息发现，在2018年-2019年的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共计273人在清查中被公示。其中，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学历已被作注销处理。

这些年，虽屡有冒名顶替入学者被曝光，但这两起新闻还是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记得2009年罗彩霞案曝光后，仅河南一二本学院就清查出300多名造假学生。这些被顶替者，多来自信息不畅的底层家庭，而顶替者大多家境不错，故有机会冒名。对陈春秀这些被顶替者来说，高考几乎是他们改变个人命运甚至家族命运的唯一机会——高考中榜自古就是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就这么轻易被剥夺了。他们被顶替的何止是姓名和学籍，分明是受教育的机会和另一种人生。原本，他们获得大学学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如今却不得不继续务农或从事收入极低的体力劳动，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婚姻选择，经济损失还是精神损失，代价都不可谓不大。被顶替者陈春秀16年后，还想着报成人高考就是一个明证。

从前些日子被深挖的仝卓案可看出，只伪造一个应届生学历，就牵涉到20多人协同造假才能完成，而冒名顶替上学涉及的环节可能更多，需经过盗窃通知书、阻断被顶替者信息、伪造户籍、伪造身份证、伪造学籍、伪造档案、填报志愿、使用虚假身份证件、过大学审查关等多个环节，如果不是多部门多人协同作案，很难顺利完成从录取到正式上学等一系列流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造假，无非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当年轰动全国的罗彩霞案，最终也只是造假者的父亲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等行为被逮捕归案，参与造假的班主任和派出所所长被行政处分了一下，其他户籍地公安、相关教育部门和大学招生办，基本都不了了之。罗彩霞曾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恢复姓名权、受教育权及精神抚慰金等赔偿金额13.5万元，法院最终以调解方式让冒名者给付了4.5万元结案。

现有法律有进一步完善空间，以及个别地方执法有待加强。教育与高考在当下中国，仍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其中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法律不及时跟进，那么学生个体权利的被剥夺就会成为常态。

从目前刑法看，对这类冒名主导者适用的主要罪名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般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从已公开的一些判决看，判处的多是三年以下的刑期。而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则可能涉嫌徇私舞弊罪或渎职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从曝光的一些案件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因冒名顶替案而被处以刑罚。难怪有律师说，这样的处罚已成为冒名顶替案的一种次生伤害，甚至是对司法的伤害。

冒名者伤害的其实是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侵犯姓名权不过是一种手段。但目前的民法、《高等教育法》等，对侵犯了受教育权的民事责任都没有任何规范，而宪法又无法直接作为主张权利的示条。其实，受教育权在民事权益中，应视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种关系到人自身全面素养和能力提升的人身权。在法学界，也一直有这种主张，认为受教育权是一般人格权。希望明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对此能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以支持对侵害受教育权行为的民事赔偿。

山东省这次能清理出200多名冒名顶替者进行公示，值得鼓励。但仅仅注销这些冒名者的学籍显然不够，相关部门应当跟进，细查每一个冒名者背后的造假利益链，对于那些冒名者和参与造假的幕后黑手，都严惩不贷。当然，最重要的是，该完善的法律还是要补齐，只有法律真的能为教育公平提供有力保护，整个社会才会感受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