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中国“金主”,澳洲商家们快挺不住了

“如果你们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中国就会变成敌人。”面对澳大利亚政府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屡屡发出错误言行,中国驻澳大使馆最近将一份列有14项中澳争议的官方文件发给了澳媒,其中将中方的态度说得十分明白。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依旧不为所动。11月19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针对中方的官方文件中回应说:“看来,中澳关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澳大利亚能够坚持自我。”他甚至称,澳大利亚在外交关系领域并不听从美国的命令,他们不管同外国签订国防协议还是达成贸易,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这番表态恐怕让本就处于谷底的中澳关系更难转圜,也进一步将那些依赖于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商家推向绝境。近几个月来,中国宣布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合计80.5%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并对涉嫌倾销的澳洲红酒品牌立案调查,牛羊肉、棉花、乳制品、园艺用品、皮革、煤炭等产品也相继被中国拒之门外。这让相关从业者叫苦连连——每年澳洲有三分之一的农产品运往中国,中国游客和留学生的访澳人数多年来更蝉联第一。

疫情还未消退,失去中国这个最大“金主”,澳大利亚的旅游业、教育产业、农业乃至畜牧业将进一步遭受重创。《凤凰周刊》对上述产业进行调查时,受访对象都心照不宣地说:澳大利亚需要中国,而中国好像没那么需要澳大利亚。至少从贸易角度看,澳大利亚缺少反制中国的手段和途径。

没了中国游客,澳洲每月少赚23亿澳元

“这是我们36年来遭遇到的最大挑战。”Tim Parsons和妻子居住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郊外的Curringa农场,作为Parsons家族第六代继承人,他从1984年开始帮助父母在自家农场开发旅游项目。相当长一段时间,到农场看牧羊犬工作、和羊群拍照、体验剪羊毛、保护区徒步、吃牛排大餐,临走前再买点农场自制的果酱、绵羊油、羊毛围巾,是很多旅行者来此的保留项目。

Tim见证了国际游客从1990年代的日本、本世纪前十年的新加坡、中国香港游客,到现在中国内地游客的过渡。2013年这里只有3栋度假屋,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增长,Tim兴建了另外7栋楼。而为了方便接待中国游客,农场官网、标牌、度假屋内均配有中文翻译,结账时可以使用支付宝,Tim还特意学了几句中文。

然而,自2月疫情以来,Tim几乎没再接待过中国游客。以前农场每天都有短途游,旺季时他一天要带3拨游客,现在一周只能预约满2-3场,全职员工只保留5人,

“我在新闻上看到中方发布了谨慎赴澳旅游的消息。”Tim告诉《凤凰周刊》,旅游占到农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又是农场最主要的客源国,“这让我们既遗憾又担忧”。

旅游业是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之一,2018-2019财年(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旅游业的收入达到608亿澳元,占澳洲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相关从业人员超过66万,占澳大利亚总就业人口的5.2%。

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从年初就显现出来了。自2月1日起,除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外,其他从中国内地来澳的游客、临时签证持有者,均被要求隔离14天。3月20日后,澳政府更把禁令升级为“封国”。

不仅国际旅游被拒之门外,随着墨尔本、悉尼等地疫情的蔓延,各州和领地也相继宣布封锁边境,在“进口”和“内销”双停滞的状态下,澳洲旅游与运输论坛3月发布报告预测,旅游业就业岗位将减少9.9万-13.32万个,旅游从业人员工资损失高达39亿-53亿澳元。而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2019-2020财年(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海外游客同比下降27.9%,创6年来新低。

这其中,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7年是中澳旅游年.两国进行了签证改革并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放航空协议,中国人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了澳大利亚:中国首次打破新西兰保持了18年的纪录,成为澳洲最大的入境游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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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开始,中国就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最具价值”的入境旅游市场。2019年有143万人次中国游客访澳,虽然人数上只比排名第二的新西兰多了5万人次,但两国游客在消费能力上却不是一个层级——2019年,新西兰游客在澳大利亚消费了26亿美元,而中国游客豪掷124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占境外游客在澳总消费的30%。分摊到人均上更明显,每位中国游客在澳的平均花费为9235澳元,比排在第二的德国人高出3292澳元。

中方发布的《2019年境外旅游市场中国移动支付发展与趋势白皮书》也显示,澳大利亚位列中国游客前十大出游目的地,虽然日、韩、泰是中国游客消费活跃度最高的三大市场,但澳大利亚的消费热度逐年递增。如果以年初时澳洲政府预计的客流量计算,截至目前,中国游客数量同比下降100%。缺少了中国游客,澳大利亚每月平均损失达到23亿澳元。

旅游业对澳洲偏远地区的影响更致命。在塔斯马尼亚州,8.7%的人口都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职业,远高于全澳5.2%的平均水平。Pennicott荒野之旅公司的业务遍布该州,老板Robert Pennicott表示,上个财年他们接待了12.9万游客,而近三个月的游客总量还不足千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上百名员工都会失业。

2011年来塔州旅行的中国游客只有4000人次。2014年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这里之后,这个远离本岛的地区在中国游客心中迅速升温,2018年前往塔州的中国游客高达740万,中国成为主要客源国。正在投资建设的八大酒店、Three Capes徒步线路、国王岛顶级高尔夫球场,目标客户都是中国人。

旅游业举步维艰,带来的是一串连锁反应。航空业首当其冲,澳大利亚第一大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Qantas)日前宣布,将于3年内削减150亿澳元成本,裁员6000人,近1.5万名员工停薪休假;澳洲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航空(Virgin Australia)自今年4月宣布进入破产程序后,直到1 1月才完成破产重组。

酒店业更是苦苦挣扎,澳洲规模最大的酒店投资公司富远集团( iProsperity)进入资源破产管理程序,小型酒店每月都会关闭近百家;总部位于墨尔本的STA旅游公司在过去40年内开了27家门店,现在全部关闭,近200人失业;总部位于悉尼的亚洲旅游有限公司( TravelAsia)进入破产清算,有着20年历史的维港集团旅游有限公司( Horizons Group Travel)也木复存在。

地接、免税、景点、游轮等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都被推倒了。澳大利亚旅游住宿部首席执行官MichaelJohnson直言:“我们正处于一个‘洞’里,虽然不知这个‘洞’有多深,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资金短缺而倒闭。”

在昆士兰州做地接业务6年的丹丹说,之前一周要工作6天,每天有六七单生意,因疫情封国以来一个月也接不到活,只能转往机场做接送机和代购。她居住的黄金海岸有1800余名旅游从业人员失业或转行。虽然各州边境陆续打开,但她表示:“像昆士兰州的凯恩斯等地,地处偏远、消费高,但海外名气大,因此非常依赖亚洲尤其是中国游客。哪怕现在澳洲境内旅游放开了,凯恩斯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吸引到国内游客。”

北昆士兰热带旅游业协会首席执行官Mark Olsen也诉苦说,失去了国际游客,他们每天都要面临700万澳元的损失。即便国门开放,他们也担心中澳关系交恶会影响客源。

如果“封国”政策持续到莫里森此前说的明年7月,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预计,澳洲旅游业将会在2020-2021财年损失550亿澳元。

近来,鉴于亚洲一些国家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取得的良好进展,莫里森考虑和中国台湾、中国部分省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建立“旅行泡泡”。“旅行泡泡”指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双边或者多边的旅行协议。在疫情期间,国家间可以相互签署排他协议,允许各自国家的公民或者居民相互旅行往来而不受防疫隔离政策的影响。

国际学生感到心寒,亚裔屡遭歧视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成为最“悲催”的一拨人。保守估计,目前有近60万名国际学生在澳洲,其中中国留学生约为17万人。

2月初返校时遭遇澳洲对中国实行入境禁令许多人不惜购买高额机票,辗转多国才回到澳大利亚。待中国国内疫情稳定、澳大利亚开始暴发时,各大学又陆续转为网络授课。交着高额的学费和房租,却只能享受网校待遇,让许多留学生萌生回国的念头,如今回国的机票已经炒到4万元人民币一张。

“说实话,大家都不太适应网课。无论是学习、和师生交流还是考试,都很不方便。”在澳洲留学的李爽(化名)说,澳洲的生活成本太高了,每年学费为28000澳元,住宿、饮食、水电等生活费约为25000澳元,此外还要购买保险,年费约为1200澳元。如果都是上网课,那留在澳大利亚和回国没有本质差别。“疫情下,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我身边80%的朋友都失业了。”

“更令人寒心的是澳洲政府的做法。”就读于悉尼大学的刘涛告诉《凤凰周刊》,疫情初期,澳洲政府公开表示,如果留学生在疫情期间元法自食其力,最好赶紧回家。“我在加拿大和新西兰读书的朋友都拿到了政府补贴,当地政府对留学生群体非常关心。”

虽然疫情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及诸多大学公布了针对留学生的补贴政策,比如:已在澳大利亚超过12个月的留学生可提前支取养老金基金,澳洲国立大学、迪肯大学、莫纳什大学等学校为留学生提供了总额为1.1亿澳元的困难补助金,多所大学还出台了学费减免政策,但对于没有其他收入的留学生来说,这依然是杯水车薪。

莫里森最近宣布,塔斯马尼亚州和南澳州将在明年年初作为首批地区,迎接海外留学生。然而,一项由多所澳洲高校牵头的调查显示,经历了疫情后,59%的国际学生表示,他们不会再推荐其他人来澳洲学习或打工度假。

而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中国的态度,对还未摆脱疫情阴影的澳大利亚造成“二次打击”:继中国文旅部对澳大利亚发出旅游警告后,今年6月9日,中国教育部也对赴澳留学生发出留学预警,理由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激增。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2019年国际教育对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为376亿澳元,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达到26.1万人,占比27.3%,比位列第二的印度多出近一倍,附带的消费也占到澳洲国际教育总收入的1/3。

“虽然没有数据显示(疫情以来)发生了多少起种族歧视事件,但上网一搜,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不少不愉快经历。”刘涛举例说,他的同学遭遇过语言侮辱、吐痰等人身攻击,学校的公告栏里被人贴上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标语和涂鸦,有人甚至在疫情期间被房东赶了出来。“就我观察,大部分澳洲人是友好的,但这里绝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安全,种族歧视事件也并非个案。”刘涛说。

今年3月,塔斯马尼亚霍巴特发生过一起种族暴力事件,两位来自中国香港的留学生因佩戴医用口罩在超市外被人击中面部,幸好警察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大祸。疫情出现一个月后,昆士兰州接到至少22起针对亚裔社区的犯罪报案,新南威尔士州有62起,澳大利亚亚裔联盟则在4月—6月收到386起关于种族歧视事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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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心里明白,澳洲比其他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更依赖国际学生的收入,尤其是中国学生,但行动上又不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刘涛说。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也给留学中介、租房公司、中餐厅、药妆店乃至代购等生意带来影响。截至目前,墨尔本已有136家与留学相关的企业暂停营业。

据澳大利亚内政部数摒显示,2019 -2020财年,澳洲离岸学生签证申请数比上年少了33.5%,从2020年7月至今的申请数更是同比下降88%。内政部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的留学收入将减少30亿澳元,高校内将有2.1万人失业。澳大利亚高校联盟首席执行官Catriona Jackson大胆预测,澳大利渡留学产业未来4年或损失160亿澳元。

中澳关系紧张,农民成了靶子

“我们时刻关注着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就怕自己成为下一个靶子。”自中澳关系陷入冰点以来,在维多利亚州西北部经营农场的David Jackine一直提心吊胆。但他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今年5月,继中国暂停从澳大利亚四大屠宰场进口肉类后,中国基于倾销指控,又宣布将对通常用于酿造啤酒的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的高额关税。“中国是我们的头号市场,加了关税后,我们的农作物在中国市场不再有任何优势。”David告诉《凤凰周刊》,他刚刚播种完新一年的大麦。

David经营的农场30%的土地种植大麦,其中一半出口中国,按照新关税,现在每出口1吨大麦,他就会损失50-60澳元。这迫使他开始寻找其他市场。“虽然沙特阿拉伯、越南、印尼也是新兴的大麦市场,可他们购买大麦主要用来哏山羊、绵羊和骆驼,而不是像中国一样用来酿造啤酒。因此他们希望花更少的钱,价格也会压得更低。”

据澳洲媒体10月底报道,继牛肉、大麦、红酒、棉花等产品之后,澳大利亚的乳制品也将面临失去中国市场的难题。新南威尔士州Deniliquin附近的Riverina奶牛场,奶农从200A减少到了40人。

乳制品是澳大利亚农业经济的关键部分,产值仅排在牛肉和小麦之后。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市场,2019年总计进口乳品297.3万吨。

2015年,历时10年谈判,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自协定实施那天起,超过90%的澳大利亚商品在出口中国时能享受到零关税。来自澳洲的牛羊肉、乳制品、海鲜、水果、大麦、坚果、葡萄酒源源不断地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

2019-2020财年,澳洲出口食品和农产品总价值400亿澳元,其中出口中国的总额超过126亿澳元,占比三分之一。再看细分市场,会发现对中国的依赖更甚:澳大利亚77%的羊毛、60%的大麦都是出口至中国,而乳制品、牛肉和羊肉也分别占到23%、25%和30%。

就像David所说,自19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农民还没有如此依赖一个单一市场,因此农民和出口商都强烈关注中澳关系的变化。澳大利亚资源经济和科学局曾预计,刭2050年,中国将在全球农产品需求增长额中占43%。

不少澳洲农民通过媒体呼吁莫里森政府“积极培育”对华关系,有关缓和双方关系的呼声也不断响起。澳洲公司董事协会( AICD)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25%的澳洲企业董事认为,加强与中国的互动应是澳洲政府当下的首要任务。

三分之一的澳洲酒厂面临倒闭

从墨尔本市中心驱车90分钟,就能抵达高本谷(Goulburn Valley)。十几年前,Kandy Xu和丈夫用产自这里的优质葡萄打造了肯辛顿酒庄( Kensington)。他们的葡萄酒大部分出口到中国,并在上海、深圳、温州、哈尔滨、济南、嘉兴、新疆等近30个中国城市发展了代理商,去年销售到中国的葡萄酒共40余万瓶。

8月19日,中国商务部宣布要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如果“罪名”成立,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将被征收高额关税。虽然判决要等到2021年明甚至2022年2月才会有结果,但消息一出,澳大利亚第一大葡萄酒商富邑集团股价还是下跌了15%,甚至一度停牌。亚洲市场的税前利润占该集团总利润的49%,而中国业务占绝大部分。

“我没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补贴。”Kandy无奈地告诉《凤凰周刊》,但在调查结果出来莳,当务之急是找到其他买家。原本她还哀叹,由于干旱、森林大火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今年澳洲葡萄压榨量是13年来规模最小的一次。“现在产量过低反倒成了好事儿,至少产品不会过剩而砸在手里。”

作为“新世界风”的代表,近年来澳大利亚葡萄酒定位正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尤其是2017年公布的红酒Top100的榜单中,一款澳大利亚红酒力压全球70多万种红酒,获得第一,而售价只要21澳元一瓶。价廉物美的澳洲红酒一进人中国市场,迅速得到消费者的喜爱。

从2016年开始,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的第一大市场。现在每年40%的澳大利亚葡萄酒要运往中国,仅去年中国就从澳大利亚购买了价值12亿澳元的葡萄酒。澳大利亚想找到新买家并不那么容易,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以同样价格消化掉这样一大批产品。

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局称,虽然此次中方申请调查的澳大利亚生产商只有10家(南澳4家、维多利亚3家、新南威尔士1家、两澳1家、塔州1家),但实际将影响1290家澳洲葡萄酒商是否要缴纳高额关税的问题。加上疫情影响,澳洲三分之一的酿酒厂正面临倒闭。

Mike Brown是南澳首府阿德莱德附近宝石树酒庄(Gemtree Wines)昀经理,该酒庄在7年前进入中国市场,最近两年业务增长了3倍。Mike表示,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最终的调查结果不利于澳大利亚,只要中方征收的关税不高于原先的比例,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一旦关税增加到中美贸易战级别,我们的产品即便进入了中国,在性价比上也不会再有优势了”。

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局曾做过调查,中国有5200万人有饮用葡萄酒的习惯,这使得全世界的葡萄酒厂家都把中国视为最具商业价值的市场。中澳关系尚好时,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占到中国总葡萄酒进口价值的37%,排名首位,远高于法国(27%)和智利(13%)。一旦澳洲失去中国市场,其他国家将迅速填满这个份额。

对于商家的忧虑,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澳大利亚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战争”,他指的是澳大利亚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里,中小型酒厂可能会率先沦为牺牲品。在过去几年的酒庄收购热潮中,不少华人成为澳洲酒庄的老板,即将到来的高额关税可能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这场“博弈”也不是一边倒的,中国同样需要澳大利亚。比如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石,占到2019-2020贿年全部商品出口的56%,中国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替代品。另外,中国百姓对澳洲生产的奶粉、牛肉、海鲜、保健品的需求量,也没有因为中澳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澳洲代购的需求量不降反增。

为了改变疫情对各行业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援助计划,补贴商家、救助员工、维修景点、刺激内需,但这种“砸钱”方式存在很大隐患一一虽然官方将债务上限调至1.1万亿澳元,但仍有冲破纪录的风险。已有经济学家预测,疫情会让政府债务达到GDP的55%,创近70年来新高,面对巨额债务危机,澳洲政府要如何买单,可能比面对疫情更为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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