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福奇：百折不挠的“抗疫常青树”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中，要想采访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并非易事。

尽管在这场危机中肩负巨大责任，他看上去却出人意料地放松。这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常青树所长曾给从罗纳德·里根开始的连续七任美国总统担任过医学顾问。他曾带领这些总统和美国安然挺过埃博拉、非典、寨卡、禽流感、猪流感疫情，还有“9·11”事件后的生物武器威胁。

当我问他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是否感谢他时，福奇大声笑着说：“没有！”那五位前任呢？“基本上都谢过我。”

安东尼·斯蒂芬·福奇出生于1940年的平安夜，在布鲁克林长大，至今仍保留着那个区的口音和好斗脾气。他家开药店，父亲配药，母亲和姐姐收钱，福奇骑着自行车去送药。后来，他去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上了一所耶稣会大学，在那里学会了“笃思、明辨、少言”。1966年，他以当年的第一名毕业。没有去越南服役的他加入了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1984年，44岁的他成为该研究所的所长。

福奇就任之时正值艾滋病暴发。三年前他发现了艾滋病的端倪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尽管如此，由于他所担任的职位，他成了吸引同性恋群体怒火的“引雷针”，因为里根政府基本不承认有这种疾病，而同性恋成员正痛苦地死去。

1990年，艾滋病患者发挥力量联盟在研究所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去你的，福奇”，烧毁了他的画像，把他的假头血淋淋地绑在木桩上。

作为回应，福奇在纽约和旧金山参加了同性恋活动人士组织的会议，还和组织的领导人交上了朋友。最终，福奇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设法简化了新药面临的无休止的审批程序，使艾滋病患者能在疗效得到证明之前获得实验性治疗方法。

我问他，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不愿承认所谓的“同性恋瘟疫”与特朗普不愿应对新冠疫情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

福奇回答说：“双方存在重大分歧是合理的，但里根从未阻挠过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他只是不想利用白宫这个平台、利用总统职位唤起人们的关注，因为艾滋病主要发生在男同性恋者中，当时这并未得到全而承认。”

相比之下，他说，特朗普对我试图做的每件事情几乎都加以掣肘。“我想让科学来指导我们的政策，但总统对道听途说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我这样的科学家见解的重视程度。这导致不必要且令人不快的冲突。”

特朗普开始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诋毁福奇，把他树为极右翼仇恨的目标。福奇说：“直到今天，我还不得不让联邦武装特工—直保护着我。”而且他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令他沮丧的是，他的妻子和三个成年女儿也受到骚扰和威胁。

“冲突”算是轻描淡写。用福奇的话说，他成了“害群之马”。在幕后，白宫官员敦促他在发表声明时调子要乐观，不要与总统唱反调。到了夏天，他基本上被禁止参加白宫的吹风会、接受电视采访或在国会作证。此外，特朗普还公开诋毁他说：“人们厌倦了听福奇和所有这些白痴的话。福奇就是个灾难。如果我听他的话，恐怕会有50万人死亡。”

尽管总统很敌对，但福奇凭借冷静、权威和可靠在国会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而且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仍然是英雄。他的头像出现在咖啡杯和T恤衫上。布拉德·皮特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扮演他。保险杠贴纸上写着“我们信任福奇”。华盛顿特区市长将去年平安夜命名为福奇日，以纪念他的80岁生日。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信任他，而信任总统的人仅有四分之一。

但特朗普的敌对产生了后果。在部分媒体、在“匿名者Q”组织和另类右翼的网站上，福奇被指责为新冠病毒的发明人，是破坏经济和不让特朗普当总统的阴谋的一部分，是“幕后政府，希拉里·克林顿喜欢的走狗”。他被控与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合谋，利用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用微妙的手势传递秘密信号。反对封锁的抗议者高呼“炒掉福奇”。

现在的福奇高兴多了。疫情仍在肆虐，但他又回来了。他经常与拜登和新组建的白宫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工作组会谈。他又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了。他不仅对拜登的抗疫战略感到高兴，也对他的整体策略感到高兴。

那么福奇会退下来吗？他会花更多时间跑步，或者烹饪丰盛的意大利晚餐吗？当然不会。他有未竟事业要处理。

福奇告诉我，他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成就与艾滋病有关。早期，他率领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为艾滋病患者启动了研发救命药物的计划，还帮助小布什总统制定了总统救济艾滋病患者应急计划，该计划已经在非洲挽救了大约1700万人的生命。他的最后一个伟大抱负是找到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使这种在全世界造成3000多万人死亡的疾病变得像麻疹一样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