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何对默克尔发飙？

不久前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场早餐会上的发言引起广泛关注。特朗普指责德国在制衡俄罗斯的问题上行动消极，非但不能履约让国防支出达到GDP的2%，并且坚持修建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让俄罗斯获取能源商业利益。

特朗普在短短几分钟内不断重复以上观点，画面颇为戏剧性。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番指责的回应较为平静，指出德国的政策制定是独立的，表示德国从北约获益良多，但也为北约作出了重要贡献。德方还称，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只是一项基于商业理性的考虑，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更具备竞争力。

有评论称，特朗普是在为在美国“页岩革命”后向欧洲推销美国液化天然气做政治宣传。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和接收能力上看，美国液化天然气在目前和短期末来都难以稳定而持续地满足像德国对天然气进口这样巨大的需求。因此，特朗普在该议题上敲打德国的用意恐怕在能源之外。

德国和俄罗斯的“相互依附”

从现实角度看，德国确有加大天然气进口力度的需要。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政府紧急决定不再兴建新的核电站，境内已有核电站在服役期满后也都将关闭。考虑到德国在2010年的发电量的超过20%，而且2016年仍有13%来自于核能，放弃核能必然导致对替代性能源的需求。同时，由于环保要求和“尾气门”丑闻，煤炭和石油消费受到限制，尽管它们仍是德国能源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让德国倍受好评的能源转型”进展却并非帆风顺一激进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不仅让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也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2017年德国居民电价为

每度电30欧分和丹麦并列为欧盟最高。欧盟平均为20欧分，英国和法国18欧分左右，保加利亚不足10欧分。
近几年欧洲冬季频繁经历极端严寒，使得能源安全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政治压力。在2017年联邦议院选举后的第轮由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进行组阁谈判中，政策倾向企业和自由经济思想的自由民主党认为，德国政府当初的2020年气候变化目标设定过于理想，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从而要求废除并对化石能源松绑。这直接和乘持环保主义的绿党政治纲领冲突，成为默克尔第一轮失败的因素。

在环境目标和现实压力下，使用清洁的天然气也就成为对能源议题高度分化的德国政坛中各方都 可以接受的政策选择。特朗普指责德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称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称其为俄罗斯的“俘虏(captive)  此种说法言过其实。德国2017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534亿立方米，使得运输能力为每年550亿立方米的“北溪-1”管道几乎处于满负荷状态，寻求扩建也是客观需求。而且，虽然德国进口大量俄罗斯天然气(2017年俄罗斯天然气占德国天然气消费的40%)，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仍然低于中东欧国家，也低于自身的历史水平(历史上德国半数进口天然气来自苏联)。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关系是“ 相互依附”德国天然气市场广阔且仍有发展潜力而且商业信用良好，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中短期内无法替代的利润来源。如果德俄之间的能源贸 易出现问题，恐怕对俄罗斯更为不利。

特朗普的政策经常被外界解读为其个人风格(如被无数次提及的“商人性格”),至多解读为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如“锈带”现象)。但被忽视的是，特朗普一些外表乖张的举动恰恰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些长期而稳定的因素。

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专家迈克尔。考克斯曾指出，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会容忍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的国家出现，其“ 系列的国际制度都围绕该目标制定。对于任何具有潜在实力的挑战者，美国都会保持极高警惕，即使对盟友也是如此。

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在其著作《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中指出，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与对内暴政和对外扩张息息相关，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是证据。秉持此种政治哲学，在对待欧洲问题上，美国以“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体化并以“欧洲美元”和“美元信贷”等为基础支持欧元的建立。对于欧洲的能源问题，美国主张通过欧洲内部天然气和电力管网的连接、一体化市场的建立和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如支持从里海地区向欧洲方向修建管道，以及最近提出的美国液化气选项)，而反对这种由双边协议组成的能源合作关系，特别是这种双边关系是由德国和俄罗斯组成的时候。因此，特朗普此番对“北溪-2”管道和德国在北约的角色问题挂钩是有美国长期的外交理性的。

对俄关系体现美德分歧

有趣的是，德国在冷战后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和美国在全球战略上的分歧。德国在二战后被联军分区占领，联邦德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民主政体并恢复经济繁荣，这些都为玲战结束后实现德国统创造了坚实的基础。随有对内统，对外冷战结束，德国在这两个维度上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德国在冷战后主要的策略是强化其，“民事性力量”的投送，通过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国家的影响力和安全。因此德国并不支持把北约这种军事和安全集团“政治化”。同时德国也意识到，大规模武器采购和扩充国防军反而可能削弱其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对俄关系集中反映了美国和德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分歧。从现实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西方对俄罗斯关系紧张，德国就会成为冲突的前线而危及自身的稳定。从经济角度看，俄罗斯的能源矿产、农业潜力、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市场都是德国高技术出口导向型经济所需要的。从历史到当下,德俄双向人员流动密切而广泛(包括皇室贵族、军事和技术精英、政治难民、经济移民等)，也导致德国对俄罗斯情感较为接近。
因此，从德国的角度看，促进经济合作是缓和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进而促进俄罗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有效手段，也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而能源恰恰是这一策略的有效载体。德国这一对俄政策倾向是自勃兰特时期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以降都是一一脉相承的。
伴随着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力屡遭挑战，国内出现的疑欧情绪也让德国更加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下欧盟国家普遍“单边行动”的背景下，德国认为外界责难“北溪-2”没有正当性。
2017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前，六个主要政党尽管在政治光谱上横跨从极左到极右，政治观点对立，但在对俄政策上全部主张改善对俄关系，甚至有政党提出应该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因此，德国虽然在财政能力上对于提高国防支出并无太大的困难，但肯定不会认同对俄罗斯保持高压态势的对抗。

从“大西洋”的视角来看，德国对俄态度的过于软张和对潜在和俄冲突准备的不足一直被北约所诟病，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北约不能够集体行动对俄强硬的主要障碍。加上天然气议题“助燃”，让特朗普此番在北约峰会上对德国“开火”。

特朗普此番对德国的批评一方面显示出两国在对俄政策和北约发展上意见的分歧，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国对德国政策的“二律背反”。二战之后，美国将德国轩于多边和自由义的国际制度框架之下，首要目得是防腐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和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但在冷战时代，特别当德国习惯于通过“民事性力量”和多边国际机制实现国家利益后，德国自己拒绝再变“强硬”，即使是美国需要德国这样做。（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