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清查金融“内鬼”防风险

中共清查金融“内鬼”防风险 

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15家中管金融企业的纪检监察组长全部到位，预示金融领域反腐工作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全国两会上，多位来自金融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的头等大事。紧接着北京媒体披露，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15家中管金融企业的纪检监察组长已全部到位，这显示中共抓金融“内鬼”的行动仍在持续推进。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高层已频频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表谈话，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所称的要防范“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他还要求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随着金融领域反腐的推进，或有更多“内鬼”会浮出水面。 15位纪检监察组长就位 《北京日报》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3月9日报道称，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纪委书记、首席风险官于小萍，已出任中纪委国家监察委驻太平集团纪检监察组长。
至此，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人寿保险集团。太平保险集团、人民保险集团、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中投公司，共15家中管金融企业的纪监察组长已经全部到位。
报道称，15名新任纪检监察组长就位后，中纪委国家监察委通过这些直接派驻的组长，可以深入掌握、监督所派驻的单位及企业情况，“金融领域的反腐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今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部署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中管金融企业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直接领导。对此，《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称之为“焕然一新的升级版‘探头”。

15位新任组长中，有10位此前担任本集团的纪委书记，分别是工行的王林、中行的樊大志、建行的朱克鹏、交行的徐敏、进出口银行的曾明子、人保集团的石青峰、人寿集团的李眈陆、太平集团的于小萍、中国信保公司的徐爱婷以及中信集团的崔军。

余下的5位组长，有4人来自纪检监察系统，包括农发行的王昭翮、光大集团的单记京、国开行的宋先平、农行的汤军。其中，中投公司的潘岳汉情况略有特殊，此前他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今年1月才转至中投公司任纪检监察组长。

“项俊波、杨家才、赖小民等严重腐败窝案，暴露出系统诸多深层次问题”，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欣然曾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如是表态。李欣然称，面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利益诱惑，（监管机构的官员）容易防线失守被“围猎”；同时，同学、师生、同事、亲友等裙带关系交织，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公私不明，也很容易形成利益团伙。

在这次会议上，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不仅点名已经落马的中国华融资产原董事长赖小民，还将其称之为金融“内鬼”。会议要求，要果断查处赖小民等手握金融资源权力，大搞幕后交易、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内鬼”。

这不仅是中纪委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内鬼”之说，也是国务院主要领导2016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怒斥“内鬼就在会议室”在坊间流传之后，官方第一次做出正面回应。
被点名的赖小民案，是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合署办公后，正式办理的第一宗金融大案，也被外界成为“新中国金融贪腐第一案”。

在这些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宁夏天元锰业、中弘股份、中国华信集团、蓝鼎国际、保千里等公司均被列入赖小民的关系人名单。还有消息称，在赖小民的授意下，华融上百亿资金绕道进入宁夏天元锰业。目前在查的多个项目，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元。 “内鬼”和“大鳄”勾结金融痼疾难祛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用严峻的口吻将2019年称为中国经济的“关键之年”，但是“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

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最大的动荡，非2015年的A股股灾莫属。在国际游资唱空中国，以及国内利益集团抵制高层改革要违规博利的双重驱动下，A股市场迎来一场危机空前的暴跌，中国证监会当时推出的“熔断”机制并未能挽救市场，匆匆推出又匆匆取消。当时曾有评论指，中国监管层之所以采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应对股市问题，而非真正治本的制度改变，其背后是难以撼动的金融利益。

自2015年开始，中共高层不仅多次掀起金融反腐风暴，中央政府也做出了多项政策调整。这期间不仅成立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而且通过多种手段对证券、银行和保险业加以整顿。如今，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变化，如何防范风险、走出困境、引导中国股市规范化和现代化，仍是中共高层需要应对的问题。
如今，中纪委报告公开要求查金融“内鬼”，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事实上，2019年初以来，中共高层已频频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表谈话，而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至今，中共对于金融反腐与整顿的动作也从未停止。

据媒体统计，从2013年5月到2017年5月，仅中纪委网站通报的落马金融监管官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官员至少35人，其中包括，中国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在内的监管层官员有12人；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中民等银行领域10人；人保集团原副董事长、总裁王银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等保险公司4人，投资机构7人，其他相关政府部门2人。
而在项俊波落马当晚，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讲话称：“对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中共十九大以来，刮向金融圈子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2017年12月，中国建设银行山东分行原行长薛峰落马；2018年4月，前面提及的赖小民被查。代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曾发表评论指，作为金钱与权力深度纠缠、利益和资源相对集中的“高地”，金融领域腐败案件“含金量”高，涉案金额大。这类腐败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不仅打击难度大，而且令市场无法有效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沦为部分资本“大鳄”巧取豪夺的工具，为资本“脱实向虚”推波助澜。 或有更多“内鬼”浮出水面 因为金融领域独特的专业性特征，以及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清除金融领域“内鬼”与“大鳄”，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但无论是2016年的怒斥“内鬼就在会议室”，还是2019年的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中共高层显然已深知金融风险的危害性，对于金融“内鬼”的清查决不会轻易收手。

而自2018年年初至今的中美贸易磋商，不仅外界普遍质疑中国金融系统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承受力，中共自己也认识到尽快提升金融风险管控能力的重要性。从最近的全国“两会”到3月11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主持召开的一场集中学习会，都在反复强调防范金融风险。

因为金融风险的发生，不仅是对金融机构的打击，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极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运转失灵，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乃至产生群体事件等次生效应。
尤其在当前中共作出“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的判断之下，中国对金融风险的警惕，已不再仅仅是2015年股灾的重演，更有可能是诸如“P2P爆雷潮”类型的金融事故所引发的区域性风险和群体性事件。而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则就可有赖于金融大数据的分析、对金融市场乱象的摸查清理及专业高效的评估分析。
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3月12日作工作报告，披露成立未久的上海金融法院斩获不少，自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7个月间共受理案件2351件，标的额人民币354亿余元。

外界评论称，中国意图令上海跻身国际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了-是将具有集中管辖权的全国第一个金融法院落户上海，而今次“两会”更有声音主张赋予其更多管辖权，比如当下刚刚启动的科创板。料在当下中国金融安全高度危险背景下，该法院会扮演更多角色。
自2015年股灾掀起的中国金融反腐开始，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赖小民等的相继落马使得反腐在中国金融圈日渐深入。

但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方面金融风险较分散的形势下，再依靠“运动式”反腐已是不合时宜。此外，金融反腐虽具有震慑力，但其滞后性的监管功能很难发挥“防范”的效果。

在2017年7月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称对金融风控要把“主动防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摆脱对运动式的金融反腐的依赖，加强制度性的监管及体系化的预警防范。

出现在中国最高法及中国全国人大报告里的上海金融法院，便被视为中国金融防控体系化的新探索。成立于2018年的上海金融法院是中国首个金融法院，其不仅有审判职能，还集金融司法研究、金融风险评估功能于一体。直白地说，上海金融法院不仅担负审判职能，还要发挥其司法职能为中国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保障。
不同于一般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因其法官的专业性结构，在处理金融案件上更加快速、规范，能够及时应对金融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敏感案件。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法院可以利用存储的大数据分析，掌握金融领域的病灶，作出评估。

就在全国“两会”前夕，针对有中国证券从业人员涉嫌操纵亲属账户炒股被上海证监局开出4300万罚款一事，上海金融法院维持了这一处罚决定。这起案件不仅是中国证监会史上所有派出机构最大额罚单，也是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首起涉金融行政案件。

而随着15位纪检监察组长陆续到位，金融领域反腐工作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组长们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出，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既强化了“派”的权威，又有利于发挥“驻”的优势，深入掌握所监督企业情况，进一步释放派驻监督的强大威力。

就在改革进行的同时，1月16日，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李杨勇落马。2月28日，已经退休两年的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被立案调查。3月4日，南京银行江宁科学园支行“85后”原行长倪照因挪用巨款被判刑。3月22日，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刘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监察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