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退伍兵遭遇“再融入”困境

存在心理、精神隐患的退伍兵可能给家人和社会制造恐怖,且这种恐怖更隐蔽、更防不胜防。应对这样的挑战,对全社会而言或许是另一种意义的“反恐战争”。

2017年1月9日,美国劳德代尔堡,美国佛州机场枪击案嫌犯埃斯特班·圣地亚哥前往法院出席庭审。1月6日,他在劳德代尔堡国际机场航站楼托运行李提取处向在场人员开枪,造成5死8伤。

尽管仍有很多疑团,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1月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机场持枪行凶的人并非职业恐怖分子。

据美国媒体报道,负责调查此案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别警探迈克尔·费拉佐在1月17日出庭作证时表示,在佛罗里达机场枪杀5人的嫌犯告诉他说,自己曾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启发,此前曾与IS极端分子在网上有过交谈。费拉佐说,“这些人目标一致,都要开展袭击行动。”

当地时间1月6日13时许,前驻伊拉克美军士兵、去年刚刚退伍的阿拉斯加国民警卫队成员埃斯特班·圣地亚哥,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国际机场突然向人群开枪,造成5死8伤。这起事件给整个美国乃至世界都带来极大震动,进而引发人们对退伍兵“再融入”问题的深刻思考。

劳德代尔堡的枪声

埃斯特班年仅26岁,却是一名有着5年多军龄、10个月海外服役史,经历过伊拉克“治安战”残酷洗礼的退伍老兵。

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飞往劳德代尔堡的一路上,他神态安详,举止平静,未与任何人发生冲突;他并没有将枪支或任何违禁品带上飞机。那支肇事的格洛克手枪是处于枪弹分离状态被塞入托运行李同机抵达的——这在许多国家以及美国部分地区都是非法的,但偏偏在其出发地(阿拉斯加州)和到达地(佛罗里达州)是合法的。航空公司记录表明,这支手枪是在服务台走正常手续“前台托运”的,没有任何遮掩隐藏。而劳德代尔堡国际机场多个监控摄像头均显示,这名年轻的老兵是在提取了托运行李后,从行李中拿出枪、装弹上膛,毫无征兆地作出了惊世之举。

目击者指出,不仅事发前圣地亚哥并未显出异状,当那场短暂、疯狂而血腥的“枪击风暴”平息,这个适才无端夺走5条人命的年轻人却恢复了平静:不藏匿、不逃跑、不反抗,对闻讯赶来的警察表现得十分配合。

事发后很多消息证实,埃斯特班从伊拉克战场回归后精神状态就不太正常,他曾对FBI宣称“美国政府试图对自己进行‘脑控’”,“强迫观看‘伊斯兰国’视频”——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他服役于伊拉克的时段(2010年4月-2011年2月),“伊斯兰国”并未出现,但他很可能将这一切臆想为真实发生的事。

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或是抑郁狂躁型忧郁症,或是臆想症,或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美国,患有这类问题的退伍老兵被统称为“海湾战争综合征”、“阿富汗综合征”、“伊拉克综合征”患者。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2015年拿出过一份报告,指出1/3从海外执行战斗任务归国的美军士兵都患有重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仅2014年就有多达7400名退伍老兵自杀(平均每天22人),约14万老兵近年来因各种心理问题犯罪入狱。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9-2011年,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回国老兵失业率较平均失业率高出2-3个百分点,2/3存在“再融入”障碍,20%无法过正常家庭生活,69%自认为缺乏谋生技能。

精神健康的恢复,原本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使命,许多战场退伍兵还没得到官方诊断证明、尚未恢复就过了“福利治疗”的时效,不得不在“危险状态”下被放入社会,而他们糟糕的社会融入能力和求职谋生技能加剧了其自身心理健康问题,也让其作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概率被放大。

去年8月,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残疾退伍军人协会大会上宣布,在他的努力下,无家可归退伍军人数量减少了近一半。但几个月后,民主党在退伍军人集中的几个州选举失败的经历表明,问题依旧很严重。此次劳德代尔堡事件则在奥巴马“鞠躬谢幕”前夕,又一次无情撕碎了其一直炫耀的“八年政绩”之一。

随着1月20日的到来,又一位从未正式当过兵的美国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特朗普走马上任,他是否能重视并解决退伍兵精神健康长期遭受忽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选战冲刺阶段,特朗普频繁到访美军基地和退伍兵集中的地方,被认为是其“翻盘爆冷”的重要“胜负手”之一。但正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新官上任的特朗普,能耐住性子“望闻问切”么?

加拿大并非“绿洲”

劳德代尔堡枪声同样震动了邻国加拿大——一度有传闻称,凶嫌搭乘的是一架加航客机,尽管随后辟谣,却把加拿大人吓得不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件事件爆发前,加拿大刚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1月3日晚,新斯科舍省上比格特拉卡迪一家四口被发现惨遭“灭门”,之后人们震惊地发现,那家的男主人、33岁阿富汗战场退伍兵德斯蒙德在精神疾病发作时开枪打死了母亲、妻子和年仅10岁的女儿,之后开枪自尽。这位在阿富汗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脑震荡、可能还患有注意力缺失及多动症或注意力缺失症的退伍兵自2015年7月后就结束了福利性的“伤病退伍军人精神创伤治疗”,此后虽几经挣扎、治疗和努力自我克制,最终仍酿成惨剧。

在北美地区流传着一个玩笑:在局势较动荡的发展中国家旅行时,美国人往往喜欢冒充成加拿大人。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国际上给人以“不惹事生非”的印象,越战期间大量逃避兵役的美国年轻人曾逃往加拿大,许多人至今仍滞留在此。

但加拿大并非“绿洲”,而是个几乎参加了20-21世纪所有和英国有关的国际间军事冲突的国家。战场退伍兵普遍存在需要帮助的心理问题,但军队现有相关资源可谓“僧多粥少”:2015年6月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仅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兵就达14300人,而退伍兵自杀率比平均水平高出45%。轮候时间长、患者尚未恢复正常就被迫中断治疗,加上融入社会和谋生的艰难,家庭生活的普遍不如意,造成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隐患。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针对退伍军人,尤其需要心理帮助和精神治疗的退伍军人,加拿大两级政府显得“十分吝啬”,却对向这些退伍兵提供“医用大麻”格外慷慨:去年5月3日联邦审计总长弗格森报告显示,仅2013-2014和2015-2016两个财年,加拿大联邦退伍军人事务部就报销了2500多万加元的“医用大麻”费用,占全部退伍兵医药报销费用的近1/3——很显然,这种做法非但是饮鸩止渴,不利于真正恢复退伍兵的身心健康,还可能令原本就存在精神、心理问题的部分退伍兵,在情绪、精神上更易失控。

这些存在心理、精神隐患的退伍兵当然不是(至少绝大部分不是)恐怖分子,但他们可能给自己、家人和社会制造恐怖,且这种恐怖更隐蔽、更防不胜防。应对这样的挑战,对全社会而言或许是另一种意义的“反恐战争”。

中国的国情不同,军人需要在海外面对反恐或“治安战”的概率较少,但艰苦的训练、特殊的军营生活,以及较外国同行更频繁、更艰苦的应急救灾等复杂危险的特殊任务,都同样可能引发这样那样的精神问题。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加,中国军人也更多走出国门,参加诸如维和、战地观察等任务——据法国《青年非洲》杂志统计,在联合国派驻非洲的全部9个维和特派团中,中国实际参与了其中的7个。参加这些任务同样存在长期远离家人和熟悉环境、劳累辛苦等问题,甚至“不可预期危险与冲突”的发生。如在中国派驻维和部队的马里已发生多起针对军营、维和部队的袭击,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触发官兵精神健康问题的隐患。

相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经验丰富、已实现军队职业化的北美,仍普遍实行征兵制,对精神健康重视程度、治疗经验仍然欠缺的中国,对于这场另类的“反恐战争”,同样亟须重视。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5期,总第6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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