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缘何向西方求“缓和”

2016年的俄罗斯继续着“极限游戏”：貌似强弩之末，却仍多线出击，甚至斩获颇丰。出击成本随之不断上涨，不久前坠毁于黑海的图-154系最新一例。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则成为俄外部环境彻底改善的契机。但这又是一个双面事实，因为如果俄尚能支撑，恐怕也就不必如此盼望特朗普上台。对特朗普的期待，实际上也就是对“缓和”的盼望。诉诸冷战史，这只是平常的戏码。

2016年12月22日，莫斯科，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的追悼仪式在俄外交部举行。一身黑色西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卡尔洛夫献上黑色玫瑰，被拍到眼含泪光，显得十分悲伤。

乌克兰和叙利亚仍是俄罗斯与西方角力的主要战场。2015年2月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失败后，“诺曼底四方”俄、乌、德、法四国领导人于2016年10月会面，意图达成“路线图”协议，重新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但一个月后四国外长便宣称，协议难以达成。

问题仍卡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未来地位问题上。乌克兰方面希望将两地重新置于基辅控制下，并将两地选举视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俄方则要求通过选举确立两地的自治地位，实际上是让它们处于莫斯科控制之下。俄《独立报》对此评论称，乌克兰冲突有滑向“加沙冲突”的危险，也就是长期持续并周期性恶化的可能。

在乌克兰内部，人们已经厌倦了冲突。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42.3%的人希望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该问题，但53.6%愿意参加公决的人主张将乌克兰东部视为被占领土并对其进行封锁。乌民众并不希望对东部地区放手，民意将推动波罗申科政府继续坚持现有主张。而对于普京来说，与西方的所有问题是一个统一整体，需遵循次序进行解决，而乌克兰并非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那里的冲突将持续。相较而言，叙利亚问题才是俄罗斯及西方关注的焦点。

不同于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需要放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整体框架内审视。2016年，叙利亚问题为俄罗斯横生的“土耳其枝节”迅速得到解决，在安卡拉的一场未遂政变之后，俄土重新走近，2015年末战机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消失得无影无踪。叙利亚政府军重新占领阿勒颇，这一让俄欣喜却令土忧虑的事实也未能令双方反目，哪怕搭上了俄驻土大使的性命。12月，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更是开始谋划三国框架内的叙利亚问题和谈，凸显出普京在该问题上控制力的稳步提升。

但无论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何种亮眼表现，这个中东国家始终只是俄罗斯的“抓手”。它的意义体现于普京整体的地缘谋划中。叙利亚问题直接与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相关，而后者是西方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便是普京掀起乌克兰危机后又兵进叙利亚的直接动机。“执叙利亚问题之牛耳”等于抓住了“伊斯兰国”问题的“七寸”，进而获得与西方进行谈判时的主动权。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经历了多重变奏，在叶利钦时代双方关系紧密，俄基本上遵循着“去帝国化”路线，沿着苏联解体留下的地缘收缩趋势前进。西方不断消化苏联解体带来的成果，体现为北约东扩和反导系统计划。普京头两个任期内，这种趋势开始遭到挑战，至其第三任期，俄逆转了上述趋势，重新在地缘上与西方展开对抗，体现为乌克兰危机及叙利亚问题。

但既然是对抗，就一定得付出代价。西方对俄祭出的经济制裁始终没有解除，2016年12月，欧盟和美国再次延长和扩大了对俄制裁。在俄罗斯国内，居民收入连续3年下降，零售消费品消费连续2年下降，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不曾有过的情况。

即便欧美取消制裁，俄罗斯经济这台“老爷车”也不可能掉头。彭博社不久前在一众经济学家中进行调查，他们普遍认为，若欧美解除对俄制裁，2017年俄经济增速可额外提高0.2个百分点，2018年可额外提高0.5个百分点。但这些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何况，经济下滑的第一直接原因乃是油价的下滑。

但比这些更要命的代价是，经济及地缘上的紧张让俄出于体制稳定的考虑而无法大刀阔斧地改革。普京在2016年年末的大型记者会上给出数字，2011年俄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2016年则达到了4.7%。军费的扩张意味着，这些年俄政府只能放任经济下滑而无法实施对教育、医疗增加投入等绕不过去的改革步骤。

在社会层面，两场战争直接引发的三次空难（MH-17空难、西奈半岛空难及刚刚发生的黑海空难）让俄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心理震荡。俄罗斯评论人士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注意到，俄社会戾气在加重。不久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适宜言论的著名媒体人雷恩斯卡由于引发社会批评紧急逃到国外，这被科列斯尼科夫视为证据。

普京意欲停止苏联解体后俄在地缘上的收缩趋势，将其作为政绩用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稳固体制。但几年下来，俄能否承担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却被打上问号。普京自己也心中有数。特朗普的当选为这位强人提供了改弦更张的契机。在记者会上，他称俄军费将从2017年开始大幅削减，占GDP比例在2017年将为3.3%，而2019年将降至2.8%。这凸显出这次改弦更张将具有何种全局意义。

由于被指责利用黑客干预美国大选，奥巴马在离任前夕驱逐了一批俄驻美外交官，普京却没有对等报复。特朗普不失时机地指出，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俄干预了美国大选。普京则在发给特朗普的圣诞祝福中使用了非常亲切的字眼，证明着二者确实互相看“对眼”。

普京意欲改弦更张的动机无需多言，特朗普自然也要在上任后重塑美国在全球的地缘布局。显然，安抚俄罗斯这个在近些年强力蹿升的搅局者是他的有利选项。无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会否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中东反恐在内的许多国际问题都是其“必答题”，改善与俄关系便成为一种自然选择。这是现实主义的出路，而共和党历来擅长现实主义外交。

但借着特朗普当选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忧虑，一种美国可能“联俄制华”或者实施“反向尼克松”政策的预估也热起来。辅佐了多位美国总统的现实主义外交大师基辛格对此目标的推进加强了这种判断。

但截至目前，俄美关系的发展仍在一种“由紧张转向缓和”的“冷战式”框架当中。冷战时代，苏联始终出于体制及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稳固的目的与美国在全球对抗，但又由于内部虚弱而始终存有与对手走向缓和的动机。斯大林去世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都出现了典型的“缓和欲望被满足”的戏码。以1974、1975年为例，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福特实现了亲切互动，并用突出领导人个人关系这样的外交手段来将两国关系推向缓和。勃列日涅夫的算盘很简单，他希望大量的资源不再进入苏联军队这个“无底洞”，而将它们投入到改善民生的目标中。这与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前接连祭出“新思维”和“无核世界”等目标何其相似。普京今日的选择更与其如出一辙。

为了这个目标，勃列日涅夫在1975年的反法西斯胜利30周年庆典上没有搞阅兵活动，这与普京没有对等驱逐美国外交官体现的是一样的逻辑。

问题的另一面自然更值得重视。勃列日涅夫当年搞缓和有着清晰的目标追求。1975年，他通过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获得了西方对苏联二战后势力范围的承认。普京自然也希望俄对乌克兰东部的占领乃至在独联体范围内的影响力得到西方的承认。这个承认应当是明确的、书面的。一方面缓和国内危局，一方面让西方承认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恐怕是特朗普当选所提供的契机对普京的全部意义。这也难怪特朗普当选时杜马会议上响起了掌声。

在这个目标之外，所谓的“联俄制华”似乎走得过远了。普京在叙利亚积累了筹码，是否还需要其他筹码，如果需要，从哪里获取，这些似乎都不是眼下能判断的问题。

目前来看，俄美缓和尚前途未卜。在“对抗-缓和”这一俄美传统戏码中，两国关系不可能出现彻底友好，这是俄美根本差异所决定的。双方实现接触、调整双边关系是可以期待的，而迅速解决全部问题恐非易事。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3期，总第6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