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之下，我被澳大利亚地方旅游局裁了员

“极限运动胜地”“土著文化中心”“珍稀动植物天堂”······这些名号都集中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著名海滨小城一一凯恩斯。

这里人口只有15万，一年到头气候极为舒适，是前往世界奇观大堡礁的必经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凯恩斯的旅游业发展蓬勃。每年4月，随着南半球逐渐进入秋季，这里总能吸引到不少海内外游客。但受到疫情影响，如今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街道与海滩，偶尔有野生动物来此玩乐。

突如其来的失业打击

2019年从国内的大学毕业后，我独自前往这座城市闯荡。不同于悉尼或墨尔本这些高度商业化的大城市，小镇上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走在路上，总会有入主动和你说声“Good day，mate（你好啊）”。

一个外国人想在澳大利亚找份理想职业还是有难度的，凭借十年来打下的音乐基础，我起初在一家酒吧找了份驻唱的工作。

某次演出后，我结识了当地警察Bobby。几次聊天后，他得知我曾做过摄影记者，又很熟悉旅游业，便为我介绍了一份当地旅游局的工作。

于是，我成为凯恩斯旅游管理中心的一名员工。这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交流，带他们领略这片蓝色土地上的美景美食，不仅交到了朋友，也借着旅游旺季赚到一份不错的薪水，着实惬意。

然而，随着疫情的来临，这样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

去年7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早晨，我接到了同事Jane的电话。“我没工作了，Finn。”她抽泣道。Jane是英国人，今年60岁了。她几乎为旅游业奉献了一生，如果失去这份工作，恐怕再难找到一份薪水相当的活儿。

“怎么回事？他们有说原因吗？”我脱口而出，但联想到近期的情况，只能安慰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很快我也接到了通知，包括我在内的16名员工都被辞退了。我所在的团队最多时有过几十人，如今只剩下上司和她的会计了。

“Finn，你做的很好，但我们······你知道的，最近真的很难，我也没有工作任务派发给你，我们甚至没有收到一个新订单。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份工作，你真的做的很好了，希望疫情早些过去，你可以再回来的。”上司Selena无奈解释说。

往常我接到Selena的电话时，都会立刻从床上蹦起来，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这会儿部门接了不少订单，特别忙。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挂掉电话后我盯着电视发呆许久。不到半天时间，我就打包好行李，因为公司无法再向我们提供优惠住宿了。

启程前往布里斯班前，我开车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酒店City Palms附近，原本人潮涌动的海滩只剩下一个被遗忘的空酒瓶，吧台上也不再有那些谈天说地的旅行者；酒店几乎所有房门上都挂着钥匙，意味着无人人住。

走的那天，Jane来送我，她紧紧地抱住我，仿佛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之前加班的时候我们老抱怨“累死了，再也不想工作了”，但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原来这么让人不舍。

与国内不同，这个年纪的西方人大多依然工作，他们不太会去帮孩子照顾下一代。何况Jane目前是独身，只有工作才能使她快乐。她偶尔会去看望自己的孙女，但都只待很短的时间。失业的她将面临人生的新选择。

维珍空姐来酒店刷盘子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澳洲颁布了旅行禁令，洲际之间也封锁了边境。这意味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来访凯恩斯的航班基本都处于停飞状态，往日熙熙攘攘的凯恩斯机场一瞬间安静的可怕。

游客的缺失同样影响着航空业的饭碗。澳大利亚第一大航空公司一一澳洲航空公司(Qantas Airways)在一个月内裁掉6000名员工，包括1050位乘务员、630位工程师以及220位飞行员。下岗的不只是员工，澳洲航空还停飞了100余架飞机，据说节省的近150亿澳元运营成本让该公司尚能坚持一段时间。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一一澳洲维珍航空公司(Virgin Airlines)就没那么幸运了。负债高达50亿美元、1.6万名员工面临失业一一面对如此重负，维珍航空不得已宣布接受破产托管。据报道，该公司于2020年9月被美国企业贝恩资本收购。

还没失业前，我在酒店后厨遇见了新来的姑娘Niort，她原本是维珍航空的空姐，在珀斯飞墨尔本的航线上工作了整整6年。失业后，她是靠着亲戚的关系才获得这份刷盘子的工作。

和我交谈时，她一直盯着手里的餐具，生怕它们滑落。“你有地方住吗？”我问道，她显得非常憔悴，像是很多天没有休息过。

“我就住附近，但马上又要换地方了。”Niort用手背蹭了蹭鼻子，没等我开口，反问说，“你有什么打算吗？这片区域都没什么生意了。”

“我或许会南下去酒厂找朋友，酒吧关了，但喝酒的人总归有的。”我回答说。

事实上，最后我也没去成朋友的酒厂，因为他的酒厂比我们公司更早裁员，现实隋况也比我想象的更糟。

据昆士兰州旅行局首席执行官Mark Olsen介绍，2020年，凯恩斯大约有1.1万人失业，出于对旅游业的依赖，该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也会比其他地区慢得多。

“我们恐怕会是全国最后一片经济复苏的地区，过去一年预计损失了至少25亿澳元的旅游收入，这笔收入能支持13650个工作岗位。”Mark补充说。

不仅我所在的度假区域业绩遭受冲击，其他热门景点也难以幸免。

我的朋友Tom曾在大堡礁一带混得风生水起，他所在公司经营下40年的邮轮生意，旺季时的预约往往要排到几周之后。但疫情出现后，他只能收到要求退款的电话。

在墨尔本经营某大型旅行社的James更是叫苦连连。“旅行禁令之下，好几个月都无法营业了，即使之后恢复（营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无奈地说，“除此之外，房租没有任何减免，贷款还得继续还，这条路真的很难走下去。”因此，James打算4月关闭旗下所有门店，只留一间办公室。

农场草莓只能烂在地头

对旅游业的现状，James有着清醒的认知，并逐步开拓其他领域。疫情期间，外卖需求猛增，他的蔬果团购生意有了起色。我作为首批遭遇裁员的旅游业职员，也只能琢磨其他出路。

被辞退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当地草莓季到来前夕，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成了草莓农场的一名采摘工。

“早上6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中午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休息，因为最后会按照你的采摘量来付钱······”第一天接受培训时，负责带我的监工还未讲完话，便跪在田间采摘起来。

作为监工，她原本的工作是记录我们的采摘筐数（防止有人偷懒），以及在草莓货车装满时把车子开走。但由于近期农场极度缺人，她也只能加入采摘行列。

澳洲的采摘工一般都是外国人，但由于最近的封城政策，没有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无法使用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入境，这让农贸市场遭受明友那了不小的打击。

放眼望去，地里的草莓一个个探出头，仿佛叫嚣着“你快来采呀”，却始终无人问津。算上我和监工，也就十二三个人在几亩地里游走着。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果实要么被雨水打烂，要么烂在地里。

草莓采摘工作十分辛苦，这也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原因之一。草莓棚过于低矮，只能采取蹲或跪的姿势前进，才能看清草莓的位置，同时以最快速度采下放入塑料筐里。

午休时我认识了Lynette，她留着一头红发，两年前从意大利来到凯恩斯做调酒师。“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道，或许是因为自己充满迷茫，每见到一个新朋友，我都会这样问。

“活着就很好了。”Lynette用手指拨弄了—下三明治，用打趣的语气说。谈话间，我得知她在法国的祖母最近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

“奶奶上个月还和我说，等疫情过去就来看我，想让我带她去黄金海岸晒太阳，还有喝我调的LLB（一种酸甜口的调制酒，当地人最爱的饮品之一）。”说到这里，Lynette的笑容有些僵硬，讲话速度也慢了。

“或许她去了更好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黑暗，充满了阳光。”我不知道当时表达的是否准确，但希望能安慰到她。

一小时的午餐时间，Lynette只用了10分钟便吃完了整个三明治和半块炸鱼排，她戴上黑色宽檐帽，和我摆了摆手，又指了指草莓田的方向，大步离开了。这一刻让我觉得，生活会一直推着你向前，连难过的时间都不会留给你太多。

一筐草莓折合人民币9.4元，老手一小时能摘十来筐，但新人能摘上4筐已经是极限了。刨开休息和打包环节，10小时我总共摘了30筐草莓，获得了约280元人民币的报酬，同时还有磨烂了膝盖部位的牛仔裤和被雨水打湿的上衣。

一整天只能赚到过去2小时的工资，想来有些苦涩。作为草莓采摘工，到了下雨天也不能休息，反而要加快采摘速度。结果没撑过两星期，我就感冒了。老板担心万一我咳嗽吓跑其他人，赶紧结了工资让我走人。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在一位香港老板开的港式快餐店里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疫情期间到店客人不多，但这家餐厅主要经营外卖这块，收入还算不错。

平时我开自己的车送餐，每单7澳元（约35元人民币），不报销油费，每天包一顿饭。对新人来说，即使有导航，有时偏差的定位还是会让你在路上浪费不少时间。

那段时间，去掉油费和房租，每天只能买点打折的蔬菜、面包，一个月下来剩的钱偶尔能买瓶红酒解解闷儿。

餐厅厨师阿哲帮了我不少忙，他是个左撇子，厨艺精湛，除了会帮我整理分类好单子和标签，每次还在我的晚餐多加一些蔬菜和肉。

自打从香港来到澳洲学厨，5年间他只回家过一次。“机票太贵了，家里人也清楚你在这边赚钱不容易，物价高，房租贵。”说这句话时阿哲正在切小米椒，兴许是辣味的刺激，让他的眼睛有些泛红。他手上的旧刀伤一条条鼓起，像是剪断的毛线。

海外旅游业尚难迎来春天

平日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不如回国家里蹲一一当时很多在澳的中国人都有着这样的想法。

澳大利亚的国际旅行禁令自去年2月公布以来不断延长，最近一次宣布延长至今年6月17日。解禁之前，本国国民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本土。而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面对回国的天价机票，也只能望而却步。

在我的印象里，疫情刚发生后没多久，中澳关系恶化的新闻就不断涌现，外交部还屡次给出“谨慎前往澳洲”的建议。但相比身处“台风眼”的我，家人们似乎更加寝食难安。

其实我过的还行，在各个城市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偶尔还能接受社区送来的补助——两袋面包、两盒牛奶、一盒鸡蛋以及各种蔬菜。有次邻居家做了火鸡，给我送了一只烤鸡腿，我和室友立即配着生菜做了几个三明治。

但在我母亲眼里，这些“被救济”的日子并不光彩。她不断打电话来询问最近的机票价格，并称要打钱给我。

最终我没有接受家人的好意，而是从朋友那里筹到了回国的费用。45921元——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张机票的价格。当我按下“确认付款”的那一刻，感觉心里被装满了，也被掏空了．一装满的是能立刻回家的喜悦，掏空的是这几年逐梦自由的那些瞬间。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终于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住进了隔离酒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靠在酒店的窗户旁，这样想着。但处于“寒冬”之下的澳洲乃至整个海外旅游业，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